明代对河西走廊的开发

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西北部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民族融合、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明代在汉、唐经营的基础上，对河西走廊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发。

农田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南侵和确保丝路贡使贸易的顺利进行，明朝在河西走廊布置兵力约十万人左右。为了减轻对外地运粮的过分依赖，明朝规定军士“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”，争取做到军粮自给。于是，军屯和民屯共同构成了河西走廊屯田的主体。为了维持河西走廊农业的持续发展，明代常常运用国库银两，无偿地提供耕牛、农具、籽种等生产资料。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，户部“动支官银一万两，委官收买牛只种粮，制造犁铧，审勘贫丁无力者，人给牝牡各一头，犁铧各一张，种粮五石”（《明世宗实录》卷85）。同时，为了劝民屯田，推行“量地力而区别征科”的低税政策。因为河西走廊土质差别极大，有“膏腴”、“瘠薄”之分，有“远避”、“沙硷”之别，故必须因地制宜，制定不同的地税。官府规定，凡膏腴之田，一般每亩纳粮三斗六升左右，比其它地区每亩一石或五、六斗都要低。瘠薄之地的税粮则更低。为了鼓励军民开垦荒地，规定新垦土地“永不起科”。对于商人捐资开垦的荒地，即商屯，待其三年成熟后，只征收“十之一二”。对于弃耕之地，则招募他人垦殖，三年后征税。除此而外，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。凡“父子兄弟相率力田者”，“动支官钱，买办羊酒花红犒赏”；而对“惰农自安者，各举数人，量加惩治，以警其余”（《重刊甘镇志·岁计志》）。以上措施大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，使河西走廊的土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。

水利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丰产，明朝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建。河西走廊的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，“大渠凡数百，而支流不下千计”。朱元璋称帝后，就派朝臣分巡河西走廊，督修水利。到了嘉靖时期，水利兴建进入了高潮。如千户曹斌在肃州修筑了一条宽一丈、深三尺五寸、长六十余里的黄草坝渠；副使陈其学派军士修筑了一条长一百余里的肃州红水坝，修成后，周围土地的亩产量显著提高，“比近城更丰稔，力耕者益众”（《重修肃州新志》）；巡抚甘肃杨博开凿了龙首渠，使“荒田尽为沃壤”。经过明朝持续的整修，河西走廊出现了许多渠坝。如甘州有阳化西渠、大慕化西渠、鸣沙渠、红崖头二坝等八十处渠坝，山丹有洪水河坝渠、大黄山坝等十五处渠坝，高台有纳凌渠、七坝渠等二十一处渠坝。这些渠坝浇灌着成千上万顷土地，如虎剌子孩东渠的灌溉能力为一百顷二十七亩，小满渠为三百五十顷，沙子渠为五百八十二顷二十七亩，大满渠则高达八百四十九顷七十一亩之多。河西走廊的膏腴之地往往是与这些大大小小的渠坝联系在一起的。

畜牧业明代河西走廊以牧养马、羊、牛、驼为主，其中养马是重中之重，因为它与明代的国防安全密切相连。养马事宜由甘肃苑马寺负责，在“水草丰处创建马厂”，设祁连监、武威监、安定监等六监，每监下辖四苑，如武威监有和西、大川、宁番、洪水等四苑。“春月草长，纵马于苑。迨冬草枯，则收饲之。”（《明太宗实录》卷59）为了保证马匹的生殖繁衍，明代规定，凡西域贡使互市之马，由甘肃苑马寺全部收购，或购买一半，但牝马全由甘肃苑马寺收购。除苑马寺集中牧养之外，明代还根据河西走廊土旷人稀的情况，对偏僻之地的军士每人给马一匹，令其用心饲养。凡不用心养马而造成“倒失”者，则令饲养者赔偿。这种分散各地、责任到人的养马之法，是苑马寺养马的补充。河西走廊作为明代最重要的养马基地，不仅牧养了大量的战马，满足了明代马匹的很大一部分需要，而且为河西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畜力。

交通为了便于物资的运送和兵力的调遣以及确保西域贡道的畅通，明朝对河西走廊的交通异常关注。从兰州到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，每隔四、五十里就有一个驿站，它们一方面将河西走廊各重镇紧密地连结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河西走廊与内地的联系。河西走廊是明代两百多年西域使臣朝贡的唯一的法定路线，这给河西走廊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景观。当时，有90％的入关贡使留居河西走廊，只有10％的贡使才允许通过驿站前往北京。留居的贡使一般要呆三年左右，等前往北京的代表返回后，再一道出关回国。如果要求延住，也能得到批准。他们携带的贡物除一部分贡献皇帝外，其余的都在河西走廊进行。法国学者阿里·玛扎海里在其所著《丝绸之路》一书中写道：使团“90％的人要滞留在明王朝的门户甘州，在那里从事广泛的商业贸易。这样既有利于‘西方人’，也有益于明王朝的臣民。”